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以北魏染胡同30号（今35号），是一幢西洋风格的灰色砖体二层小楼，西向正门门额上方镌刻着三个遒劲有力的行楷大字“京报馆”，落款“振青题”。这就是百年前被誉为“京城第一报” 的京报馆旧址。

（一）

1916年8月，后来成为著名报人的邵飘萍眼见中国政局被帝国主义操控的现实，激愤地写道：“北京之报纸，几无重要有系统之新闻，愚以为他国人在 我国有通讯社，率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，颇以为耻，乃首创华人自办之通讯社。”他说的“自办之通讯社”，就是北京新闻编译社，它的出现使北京新闻业的面貌为之一新。

创办编译社两年后，1918年10月5日，凝结着邵飘萍心血的《京报》在前门外三眼井胡同问世。创刊号《本报因何而出世乎》开宗明义提出：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，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！”接着进一步阐明：“民国以来，军阀所为者俱为祸国病民，今则必须国民共起，志同道合，协力以除之。”而“除之”的方式之一，邵飘萍认为就是把《京报》办成“供改良我国新闻事业之试验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”。

邵飘萍

《京报》参照日本和京沪各大报设计，日出两大张，分4个版面：一、四版为广告，二版有评论、特别记载、国内外要闻诸栏，三版为各省新闻、北京琐闻、政府命令等。

创办伊始，京报馆规模很小，人手不多，办公设备更是简陋。邵飘萍向同人表示：因个人力薄，为经费所困，这个地方并不完全满意，等待日后再 图发展。因为自己没有印刷厂，《京报》只好委托他人代为印刷发行。为改善办公条件，不久，报馆搬迁至南新华街邻近琉璃厂的小沙土园21号。

邵飘萍主张《京报》应成为改良社会政治的锐利武器。他亲自手书“铁肩辣手”四个大字，悬于《京报》编辑室。“铁肩”承担社会公义，“辣手” 书写社会真相，勉励同人身处险恶政治环境要敢于秉笔直书、宣达民意。

《京报》为民众发声，针砭时弊，笔锋犀利，问世一个月，销量就从300余份增加到4000份，迅速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，声望直追《申报》。半年后，在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浙江等地都设立了代销处。两年后， 在天津和杭州设立分馆。邵飘萍在《京报三年来之回顾》中总结道：“顺世界进步之潮流，为和平中正之指导。崇拜真理，反对武力，乃《京报》持论之精神。”

（二）

1919年，五四运动爆发，《京报》先后发表《外交失败第一幕》《速释学生》《研究对外之办法》等文章，揭发北洋军阀政府要员曹汝霖、陆宗舆、章宗祥等人卖国罪行，声援学生爱国运动。《京报》的正义之举惹怒了北洋政府安福系政客集团，视其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

8月22日，北洋政府安福系派军警查封《京报》，逮捕了主编潘公弼。社长邵飘萍提前得到消息，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。北洋军阀政府以“扰乱京师治安”“侮辱政府”等罪名，照会公使引渡，并全国通缉邵飘萍。在友人帮助下，邵飘萍秘密潜往丰台，乔装成工人，乘火车前往天津，被迫流亡日本。《京报》第一次被查封了。

邵飘萍不忘肩负的使命，在日本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社会状况，将研究心得写成《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》《新俄国之研究》。1920年，这两部著作先后在国内出版，引发强烈社会反响。邵飘萍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。

1920年7月，北洋政府安福系集团因直皖战争失败垮台，邵飘萍闻讯后辞去朝日新闻社编务工作，返回北京复刊《京报》。他四处奔走，筹集资金、购置设备，选址城南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以北的魏染胡同，筹建《京报》办公楼。

邵飘萍聘请好友吴定九全面负责办公楼的实地勘测、画图设计、材料施工等工作。新办公楼是一座日式二层小洋楼，灰色砖体结构，楼下是营业部、传达室等，楼上是编辑部、经理室等。9月17日，《京报》正式复刊，邵飘萍在印有新馆照片的明信片上书写“京报馆新建之编辑部飘萍敬赠”的字样，分送各方，以扩大《京报》的影响。

办公楼建好后，邵飘萍题写“京报馆”，请人镌刻在西向正门门额上方，以红漆勾涂。在京报馆对面，自办昭明印刷厂，有住房、校对室、印刷间、铅字房、铸字房等20余间，有印制号外、名片、信纸、信封的小机器，工人达三四十人。印刷厂里建了地下印刷室，平时不用，只有印密件时才使用。除了依托报刊发行处，京报馆还组织了“自办发行”队伍，购买了10多辆自行车，雇用工人分送报纸。《京报》发行量近6000份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京城第一报”。

（三）

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邵飘萍与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党组织密切联系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，支持工人运动。

1922年3月，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领导发起了“专以解除宗教羁绊， 发挥科学真理”为宗旨的“非宗教运动”，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。5月，由中共北大党支部主持与组织的“非宗教大同盟”， 准备出版《非宗教论》一书，选用陈独秀、李大钊、罗章龙等人的33篇文章。除文章外，还刊登8英寸铜版肖像34幅，另附全国分省宗教“教毒”地图、总图2幅。《京报》不畏风险，顶着来自帝国主义、北洋军阀政府当局的巨大压力，让报馆的昭明印刷厂协助承印。为了从经济上资助《非宗教论》一书的出版和发行，邵飘萍采用支付广告费的方式，捐助了很多纸张，印刷也是按成本价计算。“当时铜版印刷价格昂贵，费用均由京报馆一身担承，他提供的资助是最多的。”

1923年2月7日，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撕掉“保护劳工”的假面具，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实施血腥镇压，制造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。为揭露反动军阀的暴行，《京报》先后刊发《京汉路工人昨起大罢工》《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剧》《第三国际慰问京汉路工》等消息，冒着再次被查封的风险，从舆论和道义上给予罢工斗争以有力支持。

罗章龙、高君宇等人秘密编写了《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》小册子，在北京大学地下室印刷厂秘密印制，因发行数量激增，人力物力不足，就求助 《京报》。邵飘萍立即给予全力支持，使《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》得以发行数万册。罗章龙、高君宇等人称赞：“《京报》对革命工作雪中送炭！”

中共中央机关刊物《向导》周报创刊后，《京报》便以广告形式刊登 《向导》每一期的目录，并热情评介。如1923年3月18日的广告为：“马克思派们，陈独秀们所办的《向导》周报二十期来京了！目录如下……”

1923年5月5日，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，《京报》公开推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编辑的《纪念马克思特刊》，用4版篇幅刊出马克思和夫人燕妮的照片，以及《马克思传》《马克思著作史》《马克思纪念日的感想》等文章。

为引起广大读者对特刊的重视，《京报》第二版广告栏显著位置刊登 《本报编辑部特启》：“阅者大注意：今日为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氏之纪念日，本报承研究马克思学说各团体之赞助，发行特刊一大张，随报附送，不另加价（本报今日三大张），倘有遗失，请向送报（者）索阅为荷。”担心读者忽视这张特刊，又在同日第一版广告栏头条位置刊登内容较为简略的《特启》：“阅者注意：本报今日附送马克思纪念特刊一张，不另取费。”

（四）

1925年春，经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，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以京报社社长身份开展革命活动。

辛辣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，是《京报》的一贯风格。早在1921 年元旦，《京报》就曾刊出《最近时局人物写真》特刊，每张照片附以简短说明，如“奉民公敌张作霖”“直民公敌李景林”“鲁民公敌张宗昌” 等。1925年12月，《京报》又推出新的一期《最近时局人物写真》特刊， 题目“冯玉祥将军”“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”“忠孝两难之张学良”等，疾恶如仇、爱憎分明的态度一目了然。

《京报》的辛辣让北洋军阀又恨又怕，张作霖曾汇款30万元给邵飘萍，企图收买和利用《京报》为自己宣传，遭到断然拒绝。邵飘萍不仅退回了“封口费”，还在报纸上发文义正词严地说：“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，这种钱我不要，枪毙我也不要！”退还“封口费”以及公开声明，彻底激怒了张作霖。1926年4月26日，邵飘萍被奉系军阀以“勾结赤俄，宣传赤化”的罪名杀害于天桥刑场。《京报》再遭停刊。

邵飘萍遇害后，夫人汤修慧继承其遗志竭尽全力复活《京报》。北洋军阀政府垮台后，1928年6月12日《京报》再次复刊，汤修慧亲任京报社社长和总经理，聘请潘劭昂任主笔。汤修慧在《京报二次复活宣言》中写道：“京报之工作一日不中止，则飘萍先生之志愿，亘古如新，此修慧之所以不敢辞劳避难，而又有京报第二次复活之宣言。”

《京报》延续邵飘萍关注社会和新闻真实的办报宗旨，持续揭露社会黑暗，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。1929年9月19日，《京报》刊发时评与杂文， 评击蒋介石利用召开裁军会议排斥西北军、桂系等，遭到南京国民党当局记恨。10月3日，《京报》遭查封停刊。经张学良等人斡旋，1930年4月1日《京报》第三次复刊，汤修慧凭一己之力艰难维持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，7月28日北平沦陷，《京报》被迫再次停刊。

此次停刊后的《京报》，未能复刊重生，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百年后的今天，魏染胡同30号楼门门额上“京报馆”三个行楷大字，依旧向人们展示着《京报》人“铁肩辣手”的理想与风骨。